第一章　东道国政治、社会、市场环境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承包商开始采用依托国内市场、逐步开拓国际市场的国际化经营战略。随着海外投资项目的需求增加,如何降低海外工程项目的风险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相对于国内工程而言,国际工程具有其独特性。项目外部环境包括由项目所在国特定的政治、社会、市场、法律等因素构成的整体环境。这些政治、社会、市场等环境会引发风险,成为阻碍国际工程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同时各个项目所遇到的风险也千差万别。

第一节　东道国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国际项目投资中最为特别的一项风险,也是影响国际工程项目的首要软因素。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赖以进行的法律、法规、政策,都从根本上受所在国家宏观环境稳定性的影响。通常理解,政治风险是指由于项目东道国的政治条件或其国际关系及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等发生变化,例如,东道国发生战争、政权变革、罢工或民主活动或其他类似事件而导致项目受损甚至失败、项目信用结构改变、项目偿债能力降低等后果的风险。政治风险具有强烈的国家与地域特点。目前,中国承包商在国际上承揽的工程项目主要分布在亚、非、拉美等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有些国家不仅仅存在政局不稳定、政治不透明、政策不连贯的问题,甚至随时有爆发战争和内乱的可能。有些国家在经济低迷、财力拮据时,即便是对于政府性质的工程项目,也可能会宣布废弃合同并拒付债务。以下分别对各项政治风险加以分析。

一、战争

战争或类似性质的敌对行为是政治风险最激烈的表现形式。中国承包商承揽的工程项目有不少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多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跨国公司及跨国资本历年来所不愿涉足之地。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多都处于经济转型期或政权更迭期,经济发展滞后及政局动荡使其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许多国家还充斥着民族矛盾、宗教冲突、走私贩毒、恐怖主义、领土及资源争端等问题。这些均可能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家的经贸合作近年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快速发展起来。但中东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深刻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变化,在中东阿拉伯国家承揽工程项目面临很高的政治风险,如伊朗局势对国际石油运输安全的影响。

在南亚地区,巴基斯坦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很多,但巴基斯坦常年受本土塔利班及阿富汗塔利班恐怖袭击的威胁。2008年8月,中国两名工程师在巴基斯坦境内遭到武装分子绑架。2013年,巴基斯坦共发生恐怖袭击1717次,造成2451人死亡、5438人受伤。

在中亚地区,某些国家卷入大国之间在油气管道使用权上的纠纷。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纳卡”问题上争执不下。有些国家存在外来劳工冲突、党派斗争、武装冲突、难民问题、毒品交易等问题。由此可见,在这些地区承揽工程的中国承包商面临的矛盾和风险比较复杂多样。

非洲地区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外商投资政策优惠,一直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然而中国对非洲投资面临的风险也居高不下,其中主要的风险之一即为政治风险。2009年,中国承包商中标利比亚西线铁路项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无论是前期设计,还是预付款的支付比例及到位时间,均完全在中国承包商的可控范围之内,特别是进场之后的项目开工前期,商务运作和施工实施都非常顺利。但是当项目进行到第二年,进入创效期时,发生了突如其来的“茉莉花革命”。2011年2月“茉莉花革命”以前,卡扎菲对国内局势的控制力很强,利比亚国内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但在“茉莉花革命”中,卡扎菲政府被联合国授权的军事力量进行军事打击,利比亚国内动乱一夜之间就演变成了国际战争,局面顿时失控。前述项目因此面临绝境。不仅这一个项目,当时中资企业在利比亚的188亿美元的项目全部被迫中止,在利比亚承包项目的各个公司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再如,中国某承包商于20世纪90年代初承包的索马里项目,由于战争爆发而被迫终止撤离。尽管大部分承包合同均使用了FIDIC的“不可抗力”条款,承包商可据此向业主索要补偿费用,但因时局动荡,承包商实际上很难获得损失赔偿。

二、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对国际工程影响巨大。经济环境是指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物价变动水平、金融、证券市场发育及完善程度等具体因素的总和。

一国宏观经济情况同其国内政治息息相关,一国的经济政策选择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改变该国经济体制、物价水平、融资难度、外汇自由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一国的政治环境是否稳定,可以决定该国宏观经济环境是否利于中国承包商承揽工程项目。中国企业在分析目标国宏观经济环境时,可以基于其经济增长率、国家预算和赤字、就业人数和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出入口贸易和国际收入差额、央行利率、货币汇率、货币流通量和流通速度、国民收入及全社会消费、储蓄、投资及国民收入的比率、人口数量及增长率等一系列经济指标对该国环境予以判断。在上述信息难以准确获取的某些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借助专业服务机构或者跨国咨询公司的资源和平台对该国经济环境进行详细分析,最大限度地掌握可能发生的风险点并做好相应预案。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今天,经济环境不单单由一国国内政治决定,也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和政治局势的影响。比如,他国经济制裁很容易导致被制裁国家外汇储备紧张,资金通道受阻,融资能力下降。这不仅使得中国承包商在执行项目的收汇风险增加,也使开拓新市场业务的难度和复杂程度显著增加。正如伊朗和俄罗斯是中国公司开展海外业务的两个重要市场区域,但这两个国家都曾经或者正在遭受美国以及欧盟的双重制裁。

三、国内政权更迭

一国的政治环境是大部分跨国公司投资决策时最敏感和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政治环境与东道国的政府、政权的稳定性、连续性等因素直接相关。政治制度、政权稳定性、政策连续性以及是否存在战争风险直接关系到投资的安全与企业驻外员工生活的稳定。某些国家政变频发,工程项目进展必然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境外项目所在国政局不稳,或者政权发生更迭,新政府上台后,不再延续上一届政府的政策,或中断对工程项目的投资安排,甚至可能不承认原政府的承诺或债务,致使项目实施发生困难或工程款难以全部收回。另外,新党派的上台,可能会因其在政治、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政策调整,使东道国市场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在政治环境相对较为稳定的部分非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前后任政府间的政策有一定的连贯性,对项目实施的影响相对较小。但目前,因为西方媒体污蔑中国对非投资的目的是掠夺资源和抢占市场,中资公司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海外项目受到的威胁和挑战进一步加剧。例如,某国新总统就职后即以上一届政府决策有误等理由要求暂停或终止已经与中国某承包商签约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导致中国公司陷入不得不索赔但实际上又很难得到赔偿的尴尬境地。

比如,马来西亚政局总体平稳发展,政治风险较低,但也有潜在的政治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带来了不确定因素和消极影响。2018年,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率领的希望联盟在马来西亚大选中胜出,希望联盟提出百日新政,其中一项是“详细谨慎地检讨各项颁布予外国的大型计划”,要重新检视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虽然大选后马哈蒂尔在记者会上表态支持“一带一路”计划,但重申有多个项目需要跟中方重新谈判,令中国在马来西亚项目出现不确定性。再者,新政府将在房地产市场推出多项改革,而中资开发商近年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大幅上升,这些房地产项目或会受到影响。因此,马来西亚在政策上的调整将有可能为中国的基建及房地产项目带来更多挑战。2018年7月4日,马来西亚正式宣布暂停由中国支持、价值220亿美元(约1460亿元人民币)的三个项目合约,要求就项目协议进行重新谈判。

中东地区部分国家政权也面临不稳定的局面。反对君主制、要求教派平等和民主权利的活动已经开始在海合会国家涌动。这种政局的不稳定构成了对海外承包工程的极大威胁。当地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往往伴随打砸抢以及人身攻击等行为,中资企业的办公地点、营地、项目现场有很大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四、征收

征收可划分为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直接征收即直接剥夺投资者财产所有权,间接征收是指对外国人使用、占有和处置财产的无理干涉,从而使所有权人在干涉开始后的合理时期内不能使用、占有和处分该财产。直接征收因其易于识别,且一旦实施东道国政府即面临高额赔偿及投资者母国的政治压力,因而已少发生。当前较为常见的征收类型是间接征收,同时因为间接征收不是对投资者财产所有权的直接剥夺,故其认定极具困难。对于政府的某种行为是否构成对投资的间接征收也常常成为投资争端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

具体到建设工程领域,东道国政府采取的环保措施、对工程质量的新标准、对建设者资质的新规范可能都会在实质上使工程的投资者、承包人丧失承包合同下的利益,但是投资者、承包人却难以举证证明政府的行为是征收行为,因为东道国政府常常会以投资人声称的征收行为不过是其履行政府职能的正当行为为由否认投资者、承包人的主张。在Metalclad Corp. v.United Mexico 一案中,Metalclad 公司以墨西哥地方政府无故拒绝其项目建设申请行为构成对其投资利益的间接征收为由提起仲裁,墨西哥政府即以是否通过建设申请属于政府自由裁量范围为由进行反驳。此外,即便东道国政府行为被仲裁庭认定为间接征收,如何确定赔偿数额在实践中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比如,是否应当根据间接征收合法与否确立不同的赔偿标准?以及如果政府的间接征收行为是由一系列并不分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构成,且对承包人的利益造成持续性的损害,此时该如何确定承包人利益的估值期限?

五、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中国与很多国家都有良好的双边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承包商的境外业务拓展。但是,国际上针对中国的不和谐声音也偶有发生。比如,2014年中国与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出现了摩擦,引发了越南国内的一些排华运动,中企遭到打砸抢烧。2015年7月24日,菲律宾发生反华游行。在中非关系被看好的同时,也出现了非洲版的“中国威胁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恶意地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视作一种资源的掠夺,想使当地产生排华情绪。总体来看,“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获得了沿线大多数国家的赞同,也得到欧洲主要国家的普遍理解,但也有少数人猜忌,我们应该客观面对。

六、政治风险的防范

对于以上政治风险,建议主要从以下方面注意预防:

第一,应当在承包工程前对项目所在国的政治局势进行充分、严谨的调查,对于项目所在国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进行充分的预估和评价,做到心中有数。在项目实施期间,应跟踪分析项目所在地的社会稳定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如果风险已经达到足以威胁项目的实施但是又无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或者转嫁的程度,应考虑采用风险规避对策。例如,利比亚战争爆发后,卡扎菲执政当局被彻底推翻,形势非常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利比亚南北线沿海铁路项目必须中断实施,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国际工程承包业的支持力度,同时也积极推动双边基础设施合作,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议。在与中国有良好双边合作关系的国家展开合作,可以降低政治风险。

第二,对政治风险进行防范的重要渠道是投保。国际工程项目具有项目周期长、环境复杂、参与主体众多等特点,项目投资者、承包商需要面对包括政治风险、社会风险、自然环境风险、经济风险在内的多种风险。针对以上种种风险,若不借助专业保险机构的力量进行风险转移,投资者及承包商难以实现对风险的管控。

依据国际工程常见的风险类别及各大保险公司承保险种的分类,国际工程常见保险类别可以分为以下五类:(1)投资保险,投资保险通过向跨境投资者提供中长期政治风险保险及相关投资风险咨询服务,为跨境投资活动提供风险保障。(2)信用保险,根据承保期限的不同,信用保险可以分为短期和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两大类。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的是信用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出口收汇风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的是信用期在1~15年的出口收汇风险。鉴于国际工程项目周期普遍较长,实践中投保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较多。(3)工程保险,国际工程项目常见的工程保险主要有工程一切险、施工机具和设备险、第三方责任险、机动车辆险、远洋运输险、职业责任险、业主责任险等。(4)人员保险,国际工程项目中常见的人身保险主要有人身意外伤害险、医疗转运险等。(5)安全保险,包括企业安全防护保险、恐怖袭击险等险种,适用于应对恐怖袭击及恶性绑架等风险。

在海外工程建设过程中,投资者、承包商如果能够在准确识别项目风险的基础上投保相应险别,可以弥补企业因风险发生导致的损失。例如,我国某企业在东欧某国投资建设光伏发电项目,考虑到该国政治情况,该企业就其投资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有限公司投保战争及政治暴乱、征收和汇兑限制三项基本政治风险。后该国国家能源和水资源调节委员会两次发布法令向其境内所有新能源发电企业分别征收39%的额外入网传输和配送费及20%的收入税,使该企业遭受巨大损失。后该企业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有限公司申请理赔,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有限公司认为该国政府征收额外入网费的行为实际已经触发保单中对于“征收”行为的损因条款,并随即迅速支付理赔款,帮项目公司脱离因征税影响而陷入的窘境。

第三,企业应当对派出员工进行充分的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中方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培养他们辨识风险的能力。对于高危地区的员工,还要对其进行防恐培训,以提高遇到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第四,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确实可行的安全紧急预案。中资企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参考下列措施制定安全紧急预案:(1)在高危地区,企业应当加强工程外围封锁和检查,防止武装人员潜入;(2)定期发布风险评估和风险等级,落实工程范围内日常施工服务和操作维护作业等活动的武装护卫;(3)落实项目区域24小时武装巡逻;(4)在项目重点作业范围内多点驻兵,形成防护网络,落实安保协议,明确业主方与中国承包商之间的安保责任分配;(5)储备足够的基础生活物资和供全体员工紧急撤离的应急生活物资,做好应急车辆、备用司机和油料的安排准备,储备应急生活用水,配备个人应急包,每个人随身携带少量的应急现金以备急用。此外,还应当考虑与航空公司签署协议,落实应急飞机资源等。

第五,注重信息及时传递交流,提高预警能力。企业应当做到以下几点以规避此类社会安全风险:(1)建立通畅的应急信息沟通体系,与大使馆等相关单位保持良好的沟通;(2)增强安保信息共享,重视上级发布的预警信息,与作业现场各兄弟单位互通有无;(3)与当地部落、雇员建立良好关系,与作业相关方的安保部门、生产部门等友好相处;(4)加强本单位的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和预警能力,确保安保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

第六,雇佣私人安保公司。安保业务涉及政治动荡、军事冲突、治安安全、财产安全等诸多方面安全的保障,中资企业应根据不同的地区,制定由财产保护体系、治安保障体系、冲突保障体系、政治动荡防范体系组成并逐级加强的安保体系,并依风险程度和类型的异同,在不同国家和不同企业内建设突出重点、兼顾全局的安保方案。此外,还可以向项目所在国政府申请提供正规军武装保护,在施工现场及驻地建立防护工事,加强现场及交通途中的安保力度,有效预防绑架、武装袭击的风险。

第七,积极推进本地化管理,聘用熟悉当地情况、有一定影响力的技术管理人员负责局势紧张区段的施工管理,强化与当地社会的关系。

第八,要加强各种资料的保管和备份工作,将重要的资料尽早带回国内。

第九,加强验工计价工作,尽早形成与业主的债权债务关系,为突发情况寻求经济法律条款支持。

第十,对于政治安全风险较大的项目,适当提高报价,合理确定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在报价中应加入经过评估的安保费用,在商务谈判中应增加因业主原因或安全局势等原因而造成停工或终止合同的免责条款。

第二节　东道国社会风险

社会环境是影响国际工程承包的又一大因素。社会环境包括一定时期整个社会发展的状况,主要体现在社会治安、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社会习惯、教育水平等方面。东道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好会对国际工程产生负面的影响,社会治安严重恶化甚至会直接使工程终止。投资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差异越小,投资的成功率越大,跨国公司必须尊重东道国的文化传统、宗教传统和社会习惯。东道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关系到东道国员工的行为方式、理解方式以及沟通交流的顺畅程度,会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

一、社会治安

社会治安风险是指承揽的境外项目所在国家或地区出现一些突发情况(如抢劫、绑架等)给企业经营带来的风险。

很多时候,社会治安风险是可控的,但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治安风险可能表现为因政治体制的变革而引发的或者激化而导致的社会动荡。例如,2015年厄瓜多尔选举中出现民众抗议政府新政策的大规模游行,给厄瓜多尔政治局势的稳定带来隐患。同时,近年来,由于厄瓜多尔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导致社会治安问题尤为突出,各种持枪抢劫、团伙作案的事件频频发生。无论是在此执行项目的各大中资企业还是当地居民,甚至当地银行也遭遇过数额达数百万美元的抢劫事件。2016年4月15日,两名中国水电的员工带两名持枪保安在银行取钱后被歹徒跟踪到地下车库,并被抢劫,造成3万多美元损失。5月2日上午,中国水电对外的摩托艇在去往挖泥船作业平台的过程中被8名持枪歹徒抢劫。类似的抢劫事件加大了中资企业对中方员工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难度。

再如,2011年下半年,驻扎在马里北部的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为了与返回马里的卡扎菲雇佣军联合,经常通过阿尔及利亚南部边境向阿尔及利亚境内渗透,并发动了多起恐怖袭击和自杀式袭击事件,造成10多人死亡。2013年年初,在阿尔及利亚南部伊利季省,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对英国石油公司(BP)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的基地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袭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另外41名外国人(以日本和美国公民为主)遭到武装劫持。随着中国承包企业在阿尔及利亚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大,项目分布也越来越分散,治安风险也成为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

二、宗教与文化差异

宗教与文化风险是指由于投资企业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差异给投资过程中带来一些不可预期的损失。宗教与文化风险在国际工程风险中比较特殊,同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人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这有时会引发国内项目管理者与当地人员发生冲突,增加项目成本,阻碍项目的顺利进行,有时甚至会导致整个项目的失败。重要信仰和民俗习惯也都会直接或是间接影响工程正常进度。比如,周五是伊斯兰的法定礼拜日,通常所有的政府部门、公司、商店都会停业一天,政府部门周六也不上班。还有,依据伊斯兰教历每年九月都是斋月,当地绝大多数行业在斋月期间每天都只能工作半天,工作效率降低,而且外国非穆斯林人员在斋戒时段也不能在公共场合活动。

三、环境保护风险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已成为国际工程承包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越来越成为项目执行的一个风险源。目前只有国务院及各部委发布的一些法规和规章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海外投资环境的保护问题,如《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年)、《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2004年)、《关于鼓励和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意见》(2006年)、《境外投资管理办法》(2009年)、《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2008年)和《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引》(2012年)等。以上规定都过于概括化和简单化,缺乏可操作性。

一些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如采矿、石油和水电等)对项目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重视程度不够,少数项目选址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例如,缅甸某水电站项目就因在修建之时未能充分考虑对生态的影响,而招致当地居民、环保组织的强烈抗议,缅甸政府迫于民众压力不得不暂停该项目,为此承包商遭受了巨额损失。有时,中国企业在投资某些发展中国家时,确实符合当地较低的环境标准,但这些国家以后可能会提高环境标准,这会使得先前投资遇到环保障碍。如2016年某企业在越南投资的钢铁项目发生环保事件,当地居民时常组织大规模游行抗议,越南政府随后开始对此项目的环境保护实行高标准、严监控、重罚款措施,因此多家承包商因建筑垃圾处理不符合要求被政府处罚。

四、当地员工工作习惯和效率

中国承包商在执行海外项目时会大量雇佣项目所在地的当地员工,当地员工的工作习惯与效率往往会对施工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有些国家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工人缺乏劳动纪律,行为自由散漫,出勤率不高。另外,当地劳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强,加之语言沟通上的障碍,导致罢工事件频繁,给人力资源管理造成很大困难。

此外,东道国政府出台的工作政策也会影响项目进展。比如,根据阿联酋的夏季施工惯例,阿联酋自2004年起,每年6月至9月,禁止企业安排员工在中午12:30至下午3:00暴露在烈日下工作,否则将被罚款。违反该规定并且涉及人数比较多的企业,将做降级处理。在个别情况下,如大体量混凝土工程必须不间断地一次性浇筑完成、公共水电管网需紧急维修、交通堵塞等,确实难以执行午休制度的,需获得劳工部特别许可后才能施工。同时,企业必须提供必要的冷饮、盐、柠檬等消暑用品和急救药品。劳工部也会派出多个专职督察组对各企业进行巡查和安全提示,确保夏季午休制度的切实执行。

五、社会风险的防范

各类型的社会风险可总结如表1-1:

表1-1　社会风险表现形式

对社会风险的防范,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1.针对东道国治安问题,需要企业提高中方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例如,员工在无保护的情况下不能离开工程区域、住宅区域,应当严格在限定的安全范围内活动。尤其是中方员工习惯在回国前直接去银行取现金带回国内,这就加大了被抢劫的风险。对于治安问题严重的国家,其风险的防范可参考政治风险部分的防范,如建立中国的海外安保体系等。

2.针对文化差异风险,应当主要依靠事前详细的尽职调查。文化差异不是一天形成的,不具有突发性,可以事前进行充分的调查。同时,中方公司要注意对员工进行培训,教育员工尊重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

3.中国企业要对当地环境保护法进行学习,熟悉并遵守东道国的环保要求。在执行方面,要主动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并及时与相关利害关系方有效沟通,减少和消除环境风险。

4.根据当地风俗和员工工作习惯合理安排施工计划。例如,某中国承包商在阿联酋一工程项目中主要负责土建施工,中国承包商作为施工主体在施工期间基本不休息,但是水电分包商和混凝土供货商每周五都要休息。为了避免因水电分包商和混凝土供货商周五休息而导致项目停工,可以优先进行需要土建和水电配合施工部分的建设,确保其在周四之前完成,然后中国公司再利用周五集中推进钢筋绑扎和部分模板施工,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建和水电配合的空闲时间,从而减少窝工。

第三节　东道国市场风险

一、市场环境及风险宏观考察

东道国的市场环境对海外承包工程企业的活动影响非常直接和深刻。较成熟稳定的经济体的本土企业在经营管理和竞争能力上往往有较强的优势,外来投资方常常难以立足,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倾向于向较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投资的主要原因。东道国经济政策是为发展本国经济,达到特定经济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体现了其对待外资的态度和管理方法。经济政策因东道国国情而异,且直接影响跨国投资者的可持续性收益和再投资的力度。通常情况下,实行宽松的贸易关税政策、经济开放政策以及较少的非关税壁垒的东道国对跨国投资者有较强的吸引力。例如,阿联酋政府鼓励国内外的资本在本国各个领域进行投资活动,奉行自由的贸易政策,针对一般商品的进出口关税最多只有5%,所有企业一律免除营业税、增值税、利润所得税。世界银行于2014年曾对全球189个国家(地区)的经商环境进行过调查,阿联酋在缴纳税款、跨境贸易、申请建筑许可、注册财产、获得电力供应等方面均排名靠前。良好的投资环境带来了近年来阿联酋的工程项目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为国际承包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但也是由于其宽松自由的经济政策,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动力的阿联酋,迅速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热钱”。这些资金本身就具有不稳定的特征,很容易造成市场的动荡。“热钱”加速了基础设施投资泡沫的生成和膨胀,一旦“热钱”逃离,泡沫破裂,则造成工程项目资金链断裂,工程项目实施遭遇巨大挫折,大量项目出现“烂尾”和经济纠纷。2009年迪拜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爆发债务危机,其国内最大的国企迪拜世界宣布延期偿还债务,曾备受瞩目的世界第一高楼建设及棕榈岛项目均面临“烂尾”危机。此外,据其国内媒体报道,有将近400多个建设项目因资金问题被取消,涉及金额达3000亿美元。故而在判断项目所在国家市场风险时不能仅仅从表面上是否利于承包商判断,而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多个因素彼此的相互作用,全面评估项目所在国的经济政策。

此外,外汇政策作为每个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影响到跨国投资者的利益问题,也与外资资本能否自由进出、利润及其他收益能否顺利汇回投资者母国有重要关系。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东道国外汇控制度越低越有利于投资者转移投资收益,减少因汇率剧烈波动造成的损失。同时,通货膨胀也是一个威胁经济稳定的世界性问题,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年通货膨胀率甚至高达百分之几百。由于通货膨胀使材料价格、当地劳动力价格等不断上涨,工程造价大幅增高。从工程承包商的角度出发,无论是汇率的波动还是资源供给地的物价变动,都会增加工程合同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风险管理的难度和复杂性。目前,虽然有一些大型的工程公司尝试利用金融措施,如汇率掉期等方式降低风险,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这些方式还很不成熟,风险敞口依然很大。

另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是东道国给予的投资保护。若某国与投资者的母国之间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同为某多边条约的缔约国,该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将大大提升。投资保护的一个典型的作用是消除法律变更、征收或其他损害投资的措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例,投资者可以直接依据其母国与东道国之间订立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东道国提起仲裁、获得救济,而无须请求其母国采取外交保护措施。

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及东道国与投资者的母国之间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对投资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一些国家为吸引外资,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减免红利汇出的税收。

从实际角度出发,投资者应该考虑如何构建投资保护和税收优惠的最优组合。如果其他国家提供更有利的向东道国投资的条件,一种可能的途径是进行投资者国籍筹划。比如,奥地利与中东欧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很多国家都订有对投资者十分有利的投资保护协定,也因此成为很多投资者首选的中转国之一。

二、当地物资的可获得性

中国企业承包海外工程往往还会面临当地物资可获得性方面的风险。许多东道国经济不发达,周边地区的物资供应能力低下,或者物资采购价格过高,或者设备维护困难等问题凸显,有的国家对施工材料实行供货名单制,要求所有施工材料均须从名单所列的供货商处购买。

建材的标准规范一般由工程项目咨询公司编制在招标文件中,很多建筑材料和设备都指定了产地或品牌。例如,有时工程项目指定钢筋原产地必须为土耳其、阿联酋或卡塔尔;玻璃原产地通常指定为比利时;电梯通常指定为日本三菱、美国奥的斯、瑞士迅达、德国蒂森克虏伯等名牌产品。这些产品通常只能通过当地的独家代理获得。

此外,很多销售企业为了降低仓储费用和资金占压,不会维持很高的库存,对于使用量特别大的装饰材料和单价较高的机械设备等因需要提前预订,往往需要等待几个月的生产和海运时间。这些特点无疑对于中国承包商在合理制定采购计划、控制成本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具体来看,中国承包商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

首先,采购种类多、数量大、设备跨国供货周期长。许多海外工程需要的材料和设备在东道国匮乏,受当地工业水平限制,大量的材料和设备均需要从中国或者第三国采购。如果从中国采购,从国内组织运输至工地,海运、空运时间都很长。对一些要求特殊运输环境的特殊材料,运输时间则更长。这样就可能存在因供货进度影响安装进度的风险,但如果采取空运方式运输,就存在增加成本的风险。

其次,设备接收和验收流程繁杂,设备物流耗时长。设备物流需经过港口运输、报关发运、到港清关、运输到现场等过程。工程设备到达工地后,需业主工程师、承包商联合验收。验收通过,设备才允许安装。当设备大量集中到货,可能会出现设备验收进度影响安装进度的风险。

再次,设备缺陷处理复杂,处理周期长。如在设备安装过程中发现设备缺陷以及缺件,即使最快进行国内采购发运,也存在补货进度影响安装进度的风险。

最后,设备分包商管理复杂。如果分包商设备投入考虑不周,设备等级无法保障,配件供应不足,则会存在影响施工进度、延误工期的风险。

三、市场风险的防范

对于市场风险的防范,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首先,要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和东道国的市场环境商定合同条款。市场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承包方和业主之间合同条款的设置。如果在最初签订合同的时候,就能够充分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市场风险,使合同条款尽可能完备,并力求充分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就能有效降低争议发生的概率,或者在争议发生后能够利用预先设定的条款保护中国承包商的利益。

其次,材料和设备采购应灵活应变。在关税低的国家,如果材料和设备在当地价格和库存不稳定,可以考虑从国内直接采购。对于无法从国内进口或必须依赖当地独家代理的材料和设备,在签订合同时将风险转移给当地供货商。对于市场价格有很大上涨趋势的材料和设备,可以提前订货并签订固定价格合同,最好有履约保证。

再次,合理制订采购计划。首先是要根据工程特点确定所使用的材料、设备的进场顺序,然后研究材料和设备的来源,本着最大化降低采购成本的原则,确定物资采购地。如果从国内进口产品,还需要测算关税、运输费、国内出口退税等数额,同时要综合考虑材料、设备的生产和运输时间,提前签订供货合同,约定合理的进场时间,合理分配利用场地,降低仓储费用。

最后,要合理、务实地进行成本、工期、质量技术标准、设备材料参数等工程项目核心数据、条件的测算。这是有效地适应东道国的市场环境,保障项目顺利执行的基础。

从法律角度来看,项目合同的条款设计对一个项目至关重要,特别是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条款。由于欠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通常较为落后,外国投资者可能会选择其本国法律作为适用法,以及选择其本国法院来解决争议。然而,更为普遍的选择还是中立的仲裁机构,特别是在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之间没有订立相互承认与执行对方法院判决的条约的情况下,投资者除了仲裁之外别无他选。值得一提的是,《纽约公约》目前有159个缔约国,几乎能使仲裁裁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执行。由于发达国家的法律中通常包括投资保护方面的规定,合同适用发达国家的法律对投资者也大有裨益。以奥地利的法律为例,根据奥地利《民法典》第1170b节,投资者有权要求业主提供合同价款五分之一的担保,以保护其受偿权。奥地利法律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使投资者(不论国内还是外国)风险最小化的特殊规定。

如果承包商对原材料或零部件可能运输迟延存在顾虑,可以在其与分包商的合同中加入针对该风险的条款,如罚金。与此同时,虽然在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体系下,无法完全免除承包商的责任,但承包商应致力于最大程度降低自身所承担的责任包括罚金。要实现此目的需要高超的谈判技巧,但在争议实际发生时将意义非凡。

在一段商业关系的缔结伊始,双方常常会过分乐观,对一些合同条款的注意不够,如责任和争议解决。承包商可能会认为合同的履行不会出现问题,即使出现问题也能通过友好协商得到解决,但很多时候都会事与愿违。因此,承包商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以及尽早地寻求法律服务,如在合同订立阶段。当合同同时适用几个国家的法律时(如东道国、承包商母国、中立第三国),法律服务的成本可能高昂,但是,初始的投资与争议产生后的巨大成本不可同日而语。